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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新闻】乡村人际与秩序如何重构刺毛景天

发布时间:2020-10-19 03:26:42 阅读: 来源:镜头厂家

乡村人际与秩序如何重构

乡村新慈善 遭遇旧逻辑

临近春节,接到镇中心小学老校长电话,邀请我于正月初四参加本镇2015年春节乡亲恳谈会暨教育基金理事会。基金会理事几乎都是本镇的有钱人,捐资数额都以万元计。作为本镇为数不多的博士之一,且在大学任教,并非理事的我也得邀参会。

教育基金会于2011年成立,是本县第一个乡镇级别的教育基金会,其资金主要用于本镇的奖教助学,奖励近年考上重点高中或大学的学生,以及给予教师补课补贴等。自成立以来,基金会各项运作逐步走上正轨,账户独立,章程逐步完善规范。然而,该基金会还是遇到了发展瓶颈,资金方面一直未能扩容,乡贤们的参与热情不增反减。2014年春节,仅有8人参加,其中基金会理事只来了一半,理事长也未能出席。今年,本镇书记、镇长亲自与理事联系,并让各村干部动员本村近年涌现的“新富人”参与2015年的聚会,为基金会资金扩容。因此,今年到场人数达33人,受邀者主要是企业家和正科级以上干部。会议由镇书记、镇长主持,其间,县长也前来捧场。在多方动员之下,部分企业家当场拍板续捐,另一些依然没有动静,有的还被当众点名要求表达一下心意,有的则悄悄离开会场……现场捐赠资金达69万元。

应该说,成立教育基金会是件好事,有利于家乡人才培养。但作为初次参会者,笔者发现了两个有意思的现象,一是参会人员与先期主办方通知动员的对象相差较大,一些在村里热心公益的人并未参加;二是一些人对本村公益事业捐资甚多,但在乡教育基金会捐资数额并不高。这是为何呢?

在乡教育基金会的这次捐资活动中,村干部曾多次动员我的一位堂叔参与,却被婉拒。堂叔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去上海闯荡,虽不算大富,但也积累了可观的财富。近年来,他在家乡做了不少善事:为家境较差的哥哥免费建了一栋房子;每年回家,都会给本家族的老人送钱送礼物;在笔者上学期间,他多次主动予以资助;今年一听说村里要修建祖屋,首先允诺捐资1万……乡里乡亲对他热心家族公益事业、慷慨资助家族内部成员的行为赞不绝口。然而,他却不愿意参加乡镇教育基金会的活动。他说:“我知道去就是捐钱,我没太大兴趣,自己有能力就帮助自己的家族做点事情,其他的哪能管那么多?”

另一位村民,从事建筑行业多年,家产已有上千万。2011年,他捐给基金会3万元,也是乡教育基金会的第一任理事之一。今年的大会上,他一言未发,被主持人点名续捐了1万元后,很快离开了会场,也没参加午宴。看得出,他捐资的热情不高。但早在几年前,他一人就为村里修路捐资10多万。今年,他打算在老家新建6套连体别墅,耗资约300万元。其中三套给他自家三兄弟,另外三套则给三个堂叔。除了他自家一个兄弟外,其他人并无建别墅的能力,但他允诺,其他人只要出资10万,资金缺口全部由他兜底。显然,对他来说,同样是公益,家族的事情重于村庄的事情,村庄的事情重于乡镇的事情。

乡村慈善的这一逻辑,事实上也是多数中国有钱人做慈善的逻辑,由自己拓展至家族,由家族拓展至熟人,一层一层往外推演。概言之,这是一个由小私到大私再到小公、大公的逻辑。这一逻辑用费孝通先生的“差序格局”形容依然贴切。费先生认为,中国人人际关系是以自己为中心,按远近来划分亲疏的,就像石子投入水中,水面上泛开的涟漪,由中心向外延伸,一圈一圈。这便可以解释为何很多村民热衷于在家族、村庄做善事,而对更大范围的慈善则没有那么高的热情。

对照西方国家的慈善行为,中国人“差序格局”的慈善逻辑,常常被诟病为缺乏大爱和大公。然而,中西方的这一差异,究其本质来说,只是慈善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不同。中国在传统上是一个“伦理本位”的社会。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,多数农民在其最需要帮助的时候,主要还是依靠家族成员、乡里乡亲的帮衬,而那些走出农村的人也往往依靠家族及乡亲提供的援助。如此一来,这些人若日后能衣锦还乡,自然也就对家族与家乡更多一份桑梓之情。

就我自己来说,在上大学的时候,临行前,家族中各家长辈都前来送行,有的人拿些鸡蛋,有的人拿些水果,还有人送几十或几百块钱……这一温情画面至今依然历历在目。如果有人问我,有两个需要帮助的孩子,一个是家族里的,一个在偏远地区,你的能力只能帮助一个,你选择谁?从理智上分析,我也知道偏远山区的孩子同样需要帮助,但从情感上说,我会毫不迟疑地偏向自己家族的成员。其实,如果每个人都能从身边做“随手公益”,哪怕从家族开始做慈善,不也是一种正能量吗? (陈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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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工半耕:农民家庭的自平衡

这次过年回老家,村里又多了几栋新楼房。年轻人都在外打工,建房子的重任当然是由老人来承担的。不禁感慨农村的老人真能忙,不仅种田、带孩子,还建房子。全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建起了楼房,低的两层,高的有四五层,建起这样的楼房起码要二十万,多的要四五十万。建房子对于农村每个家庭而言都是大事,建房、娶妻、生子乃人生三大任务。一个年轻的小家庭,有了房子才有了自己的小家,日子才能过得舒心。现在的农村小伙子要想结婚,楼房是必要条件,条件好的姑娘不仅要求农村有楼房,城里还要有套商品房。

桔梗叔叔今年64岁,是乡村老木工,手艺精湛,还会画画、雕刻,毛笔字也写得相当好,先后带了近20个徒弟。他说他一生建了三次房子,第一次是27岁刚结婚分家的时候,建的是土房子;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建了青砖房,上面加了一层土房子,总共两层,当时这样的青砖房在全村是最好的;第三次就是近几年刚刚建好的四层钢筋混凝土楼房,地基打得特别深,他说七八级地震都震不倒。

建这房子桔梗叔叔的儿女没有拿钱。这是我心里的一个疑问。老两口种了一亩多地,种地收入十分微薄。已知的情况是近两年修高速公路征地,政府补偿了10万元,但也远远不够建四层楼房。跟桔梗叔叔仔细聊起来,才知道这楼房从开工到搭起框架花了两年半时间,很多该请的工都没有请,全部由桔梗叔叔自己完成。他利用农闲时间打地基、挑砖、抬沙,只要自己能做的就不请人,这就是半包工。

据桔梗叔叔讲,建一栋楼房,半包工和全包工会差出十几万元。目前,农村建房很多都是半包工。如果你去仔细询问,就会知道,农村很多家庭的楼房都是父辈用自己积攒的钱,再利用农闲时间半包工建成的。有的人家年轻人在外打工拿了一部分钱回来,有的则没有。

对于普通家庭而言,没有老人的帮助,建这样的楼房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不少年轻人跟我说,如果没有父辈的支持,他们不知道要怎么生活。他们就是留在村里,也很难完成父母所做的那么多事情:既要下地干活,又要带孩子,还要建房子,不全包工光建房子就累死了!他们情愿出去打工。

多数家庭孩子出生几个月就放在家里由爷爷奶奶带,如果带到城里且不说教育、医疗等保障没有覆盖农民工群体,即使各种制度条件具备,将子女带到城里起码要一个人在家专门带孩子。如果把老家的爷爷奶奶接到城里带,不仅少了一份老家的收入,年轻人的养老负担也多了一层。打工收入是非常有限的,让孩子留守在家里虽然不是很好,却恐怕是目前条件下许多家庭的最优选择了。

年轻人刚结婚,成立的小家庭属于家庭生命周期的初级阶段,各方面都需要父辈扶持。老人要给他们带孩子,要让他们打工回家的时候有一个安定的居所,过年过节有一个团圆的地方,在大城市打工疲惫的身心得到安慰,打工淡季返乡的时候有基本生活保障,漂泊不定的情感也能有所寄托。

老人留在农村不是坏事,老人在农村可以下地干活,可以带孙子孙女,串门聊天晒太阳,有田野、有绿色、有朋友,比起在城市,他们辛苦劳作却可以活得更加健康。农村两个老人带三四个孙儿十分常见,几个儿子外出打工,他们的孩子都交给父母,这样的“工作强度”“工作效率”仅限于农村熟人社会,因为“这个抱抱那个抱抱一天也就过去了”,几乎不用担心安全问题。进了城,老年人就成为纯粹的消费者,在农村却是生产力。

当然,上文的分析是对一般农业型地区而言,沿海农村、城郊农村或者资源型村庄,多不存在这样的问题。对于全国占大多数的一般农业型村庄,可以说农民家庭的平衡悬于一线,这种平衡建立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上,这里,半耕显得特别重要。可以说,半耕,维持了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村家庭负担系数的安全值,使得父辈能够为子辈提供必要的支持,子辈的家庭得以顺利过渡,实现了以乡促城、以城带乡,城镇化进程得以顺利进行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,半耕不是阻碍了城镇化,而是助推了稳健的城镇化。半耕通俗些说,就是父辈在家种地、带孩子、建房子。仅仅靠半工,平衡立刻就会转为失衡,导致家庭不稳甚至社会动荡。半耕,执行起来也很简单,很容易,让父辈在农村呆得下去,有地可种。对父辈而言,虽然很辛苦,可在祖祖辈辈生活劳作的地方辛苦也是一种享受。不得不说半工半耕是一个精巧的家庭结构。如果强行推动土地流转,或者强行灭村,后果可想而知。灭村容易,再想恢复乡土社会业已脆弱的联系恐怕很难。

农村的老人叼着一根自制的烟卷,坐在树荫下也好,走在田间地头也好,眼神中饱含满足,这种意义感、精神上的满足感是绑在乡土上的。半工半耕模式在当下也超越了一般的政治经济学意义,还关乎乡土文明和很多人的尊严。 ( 王会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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巨变中的乡村向何处去

最近10多年一直在全国农村调研,感受到了中国农村巨大的变化。2013年至2015年,中心师生连续三年利用春节返乡机会撰写回乡记,2013年写了60多篇,2014年和2015年各写100多篇。从中心师生连续三年所写近300篇回乡记来看,虽然每个人的家乡不同,看问题角度不同,所写主题也不同,但所有回乡记都自然而然汇成一个时代主题,就是当前中国农村正经历史无前例的巨变。

在阅读中心研究生所写的回乡记时,我发现这些年龄比我小20岁左右的同学普遍强烈地感受到了家乡巨变,有趣的是,他们所记忆的小时候的家乡,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状况,竟然与我小时候的家乡十分相像,这反映出上世纪90年代以前农村社会结构相对稳定。然而2000年之后,中国农村普遍出现了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,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依赖村庄以外的城市工商业收入。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,农村留下老幼病残,普遍出现了空心化。

将田野调查所形成的感觉诉诸统计数据就更有说服力了。200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36%,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4%,短短十几年,我国城镇化率提高了18个百分点,也就是说,十多年时间,超过1/4的农村人口进城了,他们在城市就业,从城市获得收入,主要时间都在城市度过。相应的,农村人口越来越少,农业对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不重要。

也就在这个世纪初,中国农村发生了三个层面的巨变。第一个层面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,数千年来国家都是从农村提取资源,皇粮国税不可免,2000年之后,国家逐步取消了农业税,而且拿出越来越多的财政资金支农,传统的以收取农业税为中心形成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面临巨大转型。第二个层面是农村长期稳定的社会结构的松动,不仅建立在家庭之上的村庄基本社会结构如宗族、门子等家庭联合体受到冲击,而且家庭结构本身也处在巨变之中。第三个层面是农民价值与意义世界的变化,传宗接代观念受到冲击,为什么活,活着要干什么,现在成了问题。

上述三个层面的巨变当然不是在世纪之交突然开始的。近代以来,中国开始告别已经循环数千年的传统社会,走上了巨变之路。这样一个巨变发生在各个方面,核心是工业化和城市化。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时,农村仍然居住着70%的中国人口,农村社会仍然相对封闭,农村社会结构仍然稳定,一切都好像在变又未变。到2000年左右,农村变化到了一个关键节点,猛然间加快了速度,形成了令所有观察者震撼的能量,以至于相对2000年以来的农村巨变,过去数千年的农村似乎没有变化。

中国农村的这样一种巨变,最显着的是大多数农村青壮年离开农村。这样一个变化是农民选择的结果。一方面城市有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,一方面体制改革为农民提供了进城的保障。农民进城,中国农村一直以来人多地少的问题就有很大缓解,农民收入持续提高,农村贫困大幅度减少。同时,在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,农民进城往往只是家庭青壮年劳动力的进城,而不是全家进城,因为全家进城的成本太高,农民工的收入不足以支持他们家庭在城市的体面生活。

据我们的调查,中国大约70%的农民家庭选择了一种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,即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、年老父母留村务农。这样一种家计模式可以同时获得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,而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,可以让农民家庭每年都有经济的节余。有节余的日子才是比较好过的日子。但是,这样一种半工半耕也必然出现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,造成农村空心化,之前维系农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社会结构也开始瓦解。

农民进城,对农民家庭来说当然是利大于弊,对村庄生产生活秩序则是弊大于利。正好国家自2000年以来开始大规模向农村转移支付,不仅为农村最弱势群体提供了低保和困难救助,而且为农民建立了广覆盖的新农合、新农保,缓解了农村中的绝对贫困。同时,国家也在大力改善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。

国家投入解决了一部分农村存在的问题,但国家投入不是万能的。在传统的维持村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力量弱化甚至解体,而又没有别的力量来接替时,农村社会就出现了各种问题。

这些问题不仅表现在垃圾遍地这种具体事情上,而且表现在人情恶性竞争、住房无序攀比、人际关系变得冷漠、赌博愈益普遍、地下宗教泛滥等等方面,几乎涉及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。正是这些问题聚集起来,呈现出让人震惊的乡村图景,触动了每一个春节返乡的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人。

毫无疑问,解决上述问题、重建乡村生活的秩序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,尤其是国家财政的支持。但是,国家向农村输入资源,不能仅仅是把资源输送到农村就完事,还应当让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与农民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结合起来。资源下乡若没有带来农民组织能力的提升,却让农民形成了依赖思想,农村组织能力更弱了,这样的资源下乡就很难说是成功的。

中国农村规模巨大,幅员辽阔,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。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,已经形成包括农村在内的城市带,随着大量外来人口涌入,农村不仅没有空心化,反而变得更加繁荣。从东部地区农村内部看,少数村民通过办厂经商发家致富,成了企业家;大部分村民可以在当地务工,获得养家糊口的收入;外来农民工则很难融入沿海发达地区,他们在发达地区赚钱,而准备回自己家乡消费。也就是说,发达地区的农村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分化,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分化。

中西部农村经济相对欠发达,大量农村人口流出,甚至有农民全家进城不再种地,这些全家进城不再种地的农户,将土地流转给仍然要依托土地获得收入的家庭,从而在农村形成了大约占农户总数10%~20%的主要收入在农村、社会关系在农村、家庭结构完整、家庭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的所谓“中农”家庭,这样的“中农”加上留守农村的老人、孩子,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,为国家资源下乡和农村内生秩序形成提供了可能。

国家可以为农民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,但国家很难解决从国家投入到农民需求的“最后一公里”的问题。这些问题是普遍存在的,包括水利建设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、通村公路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、农技服务的“最后一公里”等等,它们主要不是工程问题或国家投入问题,而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不够的问题。

基层村社组织很重要,因为农民有大量一家一户“办不好、不好办和办起来不合算”的事务。这些事务不仅涉及生产生活,也涉及村风村貌。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失落,孝道不彰、人情竞争失控等问题的发生,固然有城镇化、市场化大潮影响的背景,但缺乏组织的原子化的乡村对这些冲击缺乏抵抗力,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

我们在调研中发现,一些亲族关系密切的农村地区,在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时,往往能给予正面的回应,如通过族人协商,达成共识,有效地避免人情支出的恶性膨胀。这给我们以启示,乡村建设最根本的当是基层组织建设。在城镇化的背景下,只有把基层组织建设与国家资源下乡有机结合,才能回应农民对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需要,才能抓住巨变时代乡村建设的牛鼻子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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